1948：從南下到北上
更新時間：2023-05-04 08:32:40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張成 劉景瑜 陳偉平

75年前，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一經發布，立即獲得包括中國民主同盟在內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和響應。對于民盟響應之盛況，論述頗多。但將響應“五一口號”與民盟組織的重建、政治的新生結合起來，將發電發文響應與民盟組織新政協運動、支持人民解放戰爭的行動結合起來，將響應“五一口號”與反對美蔣鼓吹的“中間路線”結合起來，對民盟響應“五一口號”做一具有歷史邏輯的系統而立體的解讀，由此洞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自中國土壤勃然而生的歷史必然，明晰民盟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自覺，實有必要。

南下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

——為響應“五一口號”提供了先決條件

1945年抗戰勝利后，民盟因與中共為反對獨裁、反對內戰更加緊密合作奮斗，受到國民黨政府嚴酷迫害，1947年迫害達到頂峰。是年，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被槍殺，包括民盟中央委員楊伯愷、于邦齊在內的全國盟員被捕達百余人，南京民盟總部遭特務包圍和監視。是年，從4月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公然倡導否認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到10月27日內政部發言人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28日“中央社”發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聲明，該聲明誣稱民盟“勾結共匪”“企圖顛覆政府”，命令各地治安機關對民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嚴加取締”。

10月28日至11月4日，民盟與國民黨政府進行了最后的交涉，國民黨政府堅持認定民盟非法須解散并禁止活動。為保護盟員，11月5日在滬民盟中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民盟宣布自行解散。6日，民盟中央主席張瀾發表總部解散公告。

就在11月6日當天，新華社發表時評《蔣介石解散民盟》，指出民盟被迫解散，“使在蔣介石統治下進行任何和平運動、合法運動、改良運動的最后幻想歸于破滅”；呼吁民盟“清除這些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預見性地判斷“民盟之被蔣介石宣布為非法并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在輿論聲援之外，中共還為民盟接下來醞釀恢復總部、堅持開展地下斗爭等，熱忱地提供支持和幫助。

民盟作出了歷史的選擇，走向光明的道路。1947年11月，經沈鈞儒與張瀾密商，沈鈞儒、章伯鈞、周新民等秘密離開上海到達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恢復了民盟總部，制定了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聯合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徹底摧毀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的政治路線?！度腥珪螆蟾妗窂娬{，民盟的立場就是人民的立場，民主的立場，因而也必然是革命的立場，要反對中立的態度和所謂中間路線，“堅決不能夠在是非曲直之間，有中立的態度”。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正如沈鈞儒在閉幕詞中所希望的那樣，全體盟員有了正確的、共同的認識，民盟為著新的目標、新的路線，開始進行新的事業。

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也再度在香港復刊。在3月1日出版的新一卷第一期上刊登的社論就是《堅持路線，擊破陰謀》。此后，《光明報》在民盟響應“五一口號”進程中充分發揮了宣傳平臺、輿論陣地和組織動員的作用。

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不僅為民盟作為各民主黨派之一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提供了先決條件，同時也為民盟在第一時間積極響應“五一口號”、推動開展新政協運動作好了組織和思想上的準備。

▲1948年5月6日香港《華商報》刊登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5月5日通電全文。

不僅僅是響應第五條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民主、和平、獨立和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5月5日，沈鈞儒代表民盟與其他在香港的12名民主人士一道聯名通電響應，指出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同時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國族重光，大計亟宜早定”，表示要與國內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立即引發了席卷而來的響應浪潮。

▲1948年6月4日香港《華商報》關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電響應“五一口號”的報道。

民盟響應“五一口號”的具體舉措主要體現在響應“五一口號”第5條，即“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即親筆致函李濟深、沈鈞儒，以真誠協商的口氣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2日民盟和各民主黨派在香港集體討論的重點，即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大家一致認為是我國“政治上的必經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8日民盟參與香港《華商報》舉辦的“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就新政協與舊政協的不同、作用和影響、在廣大人民中如何推動等進行討論；16日《光明報》發表社論《新的政治協商與我們的工作》，隨后民盟展開熱烈的新政協運動。

8月1日，毛澤東復電沈鈞儒等人，提出關于召集新政協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范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并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為響應毛澤東復電，沈鈞儒接受了香港《華商報》記者的采訪，表示“中共今年在五一節時發出號召，建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大家當然完全同意，熱烈響應此項號召”。

我們要看到民盟響應“五一口號”的根本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新中國而奮斗。民盟對于“五一口號”的整體性認識，對其意義和重要性的把握，是不容忽視的。5月8日鄧初民在“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上指出兩點，一點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性“一天一天明確化、單純化、堅強化了，這就能表現出新政協與舊政協質的不同”，另一點是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意義“原是要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對敵，擔負艱巨而復雜的建國事業”。6月1日《光明報》刊登沈志遠《國際·新政協·民盟》一文，明確指出民盟“由一和平奮斗的政團轉變為民主革命陣線中的一翼，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促成的”；16日民盟在刊發的《我們贊同迅速召開新政協》一文中講到，“五一口號”的第5條“值得我們多多的理解”“指出了我們共同的任務”，并敏銳地意識到，建立新中國這個近百年中國人民付諸無數重大代價的神圣歷史任務，要接近勝利了。75年后再讀這些文字，想必更能對民盟選擇和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自覺，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6月14日，民盟發表《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在文末號召“共同為結束獨裁統治，實現人民的民主新中國而奮斗”，點出了民盟響應“五一口號”的主旨思想。同時，民盟將響應“五一口號”落實于各項工作的具體安排。6月19日民盟總部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現階段工作綱領》《國內關系委員會工作大綱》，作出了開展新政協運動以結束獨裁，實現民主聯合政府、協助解放區以增強前方的戰斗力、分散和瓦解國民黨反動勢力以加速實現民主革命的勝利等工作部署。

因此筆者認為，民盟響應“五一口號”，具體舉措主要體現在對第5條的積極響應，但主旨思想則貫穿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新中國而奮斗的政治共識。比如民盟對于要開展的新政協運動，眼光就落在更長遠的“其意義不只在于準備新政協會議本身，而尤其在于通過這一運動來加速獨裁政權的覆滅，以為新民主中國之誕生造成前提”上。從這個角度而言，投身召開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也可以視為民盟響應“五一口號”、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的主要抓手。

響應與行動

——推動開展新政協運動，支持人民解放戰爭

民盟除在第一時間發電發文響應“五一口號”之外，還將響應付諸最實際的行動。一是推動開展新政協運動，二是支持人民解放戰爭。

在6月16日《光明報》刊發沈志遠的《展開新政協運動》一文，呼吁“這一響應新政協的運動，顯然還是做得不夠，因為它主要的似乎還停留在文字響應的階段上，而沒有普遍地展開成為一個運動。而且，這也不光是一個響應的問題，而是當前每一個為民主事業奮斗的團體、黨派、個人等均應一致努力的重大戰斗任務”。隨即，民盟宣傳委員會擬定《新政協的提出與本盟的態度討論提綱》，全面介紹新政協的根據、性質、意義及民盟對新政協的態度諸問題，發動盟員和群眾開展討論；民盟領導人先后在《光明報》發表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態度，鄧初民在7月16日《光明報》刊發《新政協與領導權及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明確提出新政協運動中中共的領導權問題，“應該由中共來召集”“統一戰線問題，根本就是以無產階級為主的整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毛澤東先生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的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這正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袖的人最負責任的表示”。9月1日和16日的《光明報》連續刊發了馬敘倫、李文宜、周新民、高天、李相符等15位民主人士關于新政協問題的討論。與此同時，民盟聯合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共同研討民主統一戰線綱領，以及新中國的工商業建設政策、文化建設政策，匯集成結論，供新政治協商會議參考；沈鈞儒等民盟領袖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積極開展宣傳工作，呼吁廣大民主團體和各方面人士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積極響應迅速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1948年到1949年大批民主人士紛紛北上，或不遠萬里海外歸來，民盟對于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宣傳、推動開展的新政協運動，在其間是發揮了影響和推動作用的。它不僅開辟了宣傳中共“五一口號”和新政協主張的陣地，并且號召和動員了民主人士以及社會大眾團結一心籌建新中國。

與此同時，民盟還通過各種方式配合中國共產黨，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戰爭。一是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和可能條件，幫助中共搜集國民黨相關軍政情報。如1948年10月，民盟上海區執行部批準民盟上海市支部建立情報站，專門為中共搜集軍事情報。二是宣傳中共政策，積極開展策反工作。如翻印解放區文件，宣傳大好革命形勢和中共政策；1948年9月濟南戰役，民盟參加策反工作，吳化文將軍率部兩萬多人起義；11月民盟發表《告蔣軍官佐士兵書》，極力奉勸國民黨官兵率部起義；1948年底，民盟在北平參與策動傅作義工作，為幫助人民解放軍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三是準備迎接解放。比如民盟南京臨工會擬定迎接解放的工作計劃要點十四條，號召盟員堅守崗位，保護資財及機關檔案，防止敵人破壞等。

響應與反對

——反對美蔣鼓吹的“中間路線”

民盟響應“五一口號”，恰可以與民盟同年反對美蔣鼓吹的“中間路線”，作一個頗有意義的對照，充分說明此時民盟已堅定地“站在革命的一邊”，堅定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1948年，在國民黨統治岌岌可危之際，其內部一部分人士在美國支持下，拋出所謂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妄圖破壞革命局勢。1月，國民黨控制的《大公報》接連發表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辟妥協·騎墻·中間路線》、社評《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等社論，后又為答復反對者的意見，發表社評《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聲稱“武力不能解決問題”，鼓吹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并強調這個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是左右的長處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倡議仿效實行歐美式的“民主的多黨競爭制”。

2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告中國人民書》，也鼓吹中國可以走“第三條道路”，可以在美國支持下“組成若干團體”，“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之運動”。3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和宋子文資助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正式在北平成立，提出32條政治主張，認為“國內應有并列的政黨”“政權的轉移應該視選舉的結果而定”。一時間，美蔣鼓吹的“中間路線”，在一定范圍內傳播并對一部分人產生了影響。

民盟與中共一起對此進行了嚴正批判。2月2日和14日，民盟在香港召開記者招待會，沈鈞儒向記者和民主人士說明了民盟新的政治路線和斗爭目標，并指出過去有些人所幻想的“中間路線”，現在是走不通的，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是沒有‘超然的’或者‘中間路線’的存在可能”。接著，民盟總部發出通告，要求各級組織“必須堅決地反對南京獨裁政府，反對美國援蔣侵華政策，反對封建剝削制度”，“與一切民主黨派尤其是中共及國民黨民主派攜手合作，以加強民主統一戰線”。3月1日《光明報》刊發社論《堅持路線，擊破陰謀》，指出美蔣在國民黨政府“日暮途窮”之際拋出的“和談”和“中間路線”，“以中間分子為其進行的主要對象”，民盟要“特別提高警惕，堅決站出來粉碎這種陰謀”；3日，民盟參加中共在《華商報》報社舉辦的座談會，再次猛烈抨擊自由主義運動和中間路線?！豆饷鲌蟆芬蚕群蟀l表了《自由主義的批判》《揭開“偽自由主義者”集團的畫皮》《偽自由份子與真自由份子的兩條道路》等文章。

中共中央發表“五一口號”之后，民盟一面旗幟鮮明地予以響應，一面繼續駁斥美蔣鼓吹的“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的反動實質，揭露他們的“和平”“和談”陰謀，《光明報》先后發表《美國“自由主義”的清算》《最近美國的和平攻勢》《斥司徒雷登大使》《假和平和真和平》等文章，為推動各界人士徹底拋棄中間路線、認清“和談”陰謀，積極投入反美蔣斗爭，鞏固和壯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統一戰線，起到了積極作用。

北上解放區，參與新政協籌備

——響應“五一”口號的終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序曲

1948年秋，中共中央邀請在香港等地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籌備新政協會議，具體會商地點確定為哈爾濱。中共的邀請得到民盟的積極性響應，遠在香港、海外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盟先輩，不顧個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難，紛紛北上奔赴解放區。

1948年9月12日晚，沈鈞儒、章伯鈞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周密安排護送下，乘小舢板登上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離開香港。該船穿越臺灣海峽后，繞開美蔣艦隊監視的黃海海域，從東海經朝鮮海峽駛入日本海，于27日上午到達朝鮮羅津港，當晚又乘火車離開朝鮮，于29日抵達哈爾濱，受到中共東北局負責人高崗、陳云等的熱烈歡迎。他們是第一批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充分顯示了包括民盟在內的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的決心。隨后，民盟眾多成員與其他民主人員一起一路向北，進入解放區，胡愈之從南洋趕赴西柏坡，楚圖南從上海輾轉天津到達李家莊，費孝通從北京清華園來到西柏坡……他們都是為了一項共同的事業：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

10月8日，中共中央將中央統戰部同部分民主人士商談后提出《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經毛澤東修改后，電發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指示將“文件轉交他們每人一件，告以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們和他們商談的書面意見，正式征求他們的意見”。2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高崗、李富春邀請沈鈞儒、章伯鈞等各黨派負責人，在哈爾濱馬迭爾賓館正式舉行第一次座談會，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征求意見，圍繞新政協籌備工作的各黨派民主政治協商由此全面展開。

23日，根據沈鈞儒的提議，高崗、李富春又與各民主黨派代表進行了“分問題具體商談”，并由中共中央將文件草案轉發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見。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鈞儒等對《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協商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作出答復。經過一個多月多次座談充分交換意見，2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高崗、李富春與沈鈞儒（民盟）、譚平山、章伯鈞（民盟）、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高崇民（民盟）、李德全8人在哈爾濱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共同協議。共同協議為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以及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至此，民盟響應“五一口號”畫上圓滿的句號，同時亦開啟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確立并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張成單位：民盟中央研究室、劉景瑜單位：北華大學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陳偉平單位：南湖革命紀念館，文章由民盟中央研究室提供。）